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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主要民族与文化形态研究

时间:2019-04-30 来源:《散文百家》杂志 作者:admin 点击:

  摘要从隆务河流域相继发现的总数达一百七十余处的马家窝、齐家、半山、卡约、辛店等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文化遗迹来看,热贡地区不仅是早期人类在青藏高原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也是古代多民族政权平定西陲和吐蕃东进的一处重要军事据点。元明以来,伴随着蒙古势力的进入或中央王朝在保安设置军屯和郡县,一些新的民族成分进入热贡地区,这些民族与当地主体民族的接触、冲突和融合,使热贡地区的民族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热贡文化单元中的古文化遗址、绘塑艺术,以及六月会、土族於菟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对安多藏区族际互动与文化变迁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热贡;藏族;汉族;土族;古文化;宗教;民俗

  一、热贡地区的主要民族及其相关学说

  (一)热贡的藏族及其相关学说

  有关热贡藏族的族源,主要有以下三种学说:

  第一,“西藏说”。这一学说有两个思想来源:其一,“从前在西藏萨伽贡玛顿库隆务地方,有一位叫啊弥拉杰的颇有学识的人,有一次他去当地仲官普化(八思巴)佛前叩头,该佛对他说:你的福祉不在这里,到安木多以下没有宗教的地方去吧!于是,他携带一些宗教法器,来到了今同仁县兰采公社的啊米尔干山附近居住下来,并在此娶妻生子……因此就有了隆务七庄等三个地区的藏族。其二,热贡藏族是松赞干布大臣隆布噶尔的后裔。”[1]加木扬·索南智巴所著《热贡姓氏·达哇卡且雪扎》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公元7世纪后,“当地的羌人和土谷浑,以及少量的汉人,成为吐蕃的属民,在吐蕃王国推行的统一文字、统一语言、统一政领的统治下,也自然被同化、吸纳融合。吐蕃政权覆灭,一部分驻军官兵留在当地,形成了安多藏族”。[2]

  第二,“青海湖地区说”。据说“五百多年以前,青海湖地区属于藏族霍尔、浪等部落,由于械斗失败,就来到了现今同仁的浪加、霍尔地区,后渐由游牧业改为半农半牧。几经发展,便形成了一个十二个纯游牧部落联盟,即热贡十二族”。[3]《青海历史纪要》记载:“黄河以南藏民游牧部落计分二十族,其中一部分原在黄河以北青海湖沿岸地区放牧牛羊。自公元十六世纪初,蒙古进入青海地区后,这部分藏族牧民被迫渐向黄河南岸移转,但当时黄河南岸地区水草不及北岸地区丰茂,牛羊繁殖缓慢,南迁藏民部落曾屡次企图重返青海湖沿岸,均未成功”。[4]

  第三,“土著说”。这一学说源于当地的民间传说。“最早,同仁地区有四兄弟,年代久了,就形成为后来的四沟村落,即霍尔维沟发展成今天含长牙昂在内的土帐房;隋维沟牙昂发展成现在的浪加、玛巴等村子;加吾沟发展成过去加吾部落的一部分;加维沟发展成同仁七村庄”。[5]

  第四,“西羌说”。从相关的学术成果来看,对这一观点的支持者甚少。吴均先生在《藏族史略》前言中说:“西羌说的主要依据来自《通典》和新旧《唐书》等有关汉文古籍,而围绕汉文古籍中关于藏族族源的记载是否可靠,再一次产生了尖锐的分歧”。[6]石硕教授在《藏族族源“西羌说”的缘起及其不成立性》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无论是新石器时代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进入西藏高原的氐羌系统原始居民,还是自公元4世纪以来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不断‘附落而南’,向西迁入西藏高原的若干古羌人部落,他们与藏族先民的确有着某种很密切的渊源关系,至少可以说他们是构成后来藏民族的一个重要来源之一。但是,把他们断定为藏族的唯一先民和唯一来源,则无疑是个错误,这一错误已经有今天的考古发现成果而得到了充分证实。因此,藏族族源‘西羌说’从根本上是不成立的”。[7]多识仁波切在《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中指出:“作为国名的‘蕃’字,最早见于马桑王朝。藏史《贤者喜宴》引《大史记》称,在吐蕃以前藏地曾先后执政的有十个王朝。其中第一代‘马桑’九姓做军事联盟首领时,其国名为‘博喀雅舟’。‘马桑和马羌’是藏文(masbyng)一词的方言读音。《藏族古代史》中说‘蕃人出于马桑种’,马桑是人种始祖,汉文殷商《甲骨文》中有‘马羌’王乎伐马羌的记载。藏族很早以前就生活在黄河、长江上游的甘青川康藏高原,与中原华夏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是在吐蕃以前和未被吐蕃政权所统治的各种部落不叫‘吐蕃’,而叫‘羌人’。‘羌’和‘蕃’只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称号。《新唐书》称:‘吐蕃本西羌属’。《宋史》称:‘吐蕃本汉西羌之地’。明《一统志》称:‘西番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属。姚薇元说:‘今之藏族即古之羌人,部落繁多’。吴天墀在《西夏史稿》中说:宋人所谓的吐蕃,也叫西番,有时更明确地认作是羌族”。[8]丹珠昂奔教授认为,“汉族史籍所称‘羌’就是东南迁徙中到达与华夏接壤地带,是冈底斯山北的一部分居民。因此,历史的重大误会也在这里,不是藏族源于羌,而是‘羌’源于藏,是藏人的一部;不是羌人西行而有藏,而是部分藏人东南行而有羌”。[9]“在古汉语文献中,对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古代各氏族部落都统称为‘羌’,甚至把‘悉补野’部族也称为‘发羌’。羌乃他族对藏族的称谓,而非自称。因此,古代的戎羌、狄羌、党项羌皆为古代藏族部落之名称,而非单一的民族”。[10]

  在“魏晋时期,建都乐都的鲜卑族秃发部南凉政权的势力一度深入今同仁地区,同仁隶属南凉浇河郡管辖”。[11]大致在西晋永嘉之乱后,这里还出现过以土谷浑和西羌联合建立的“土谷浑”政权,并前后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时间。在这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历史过程中,热贡地区是否有过藏族或藏族部落的活动迹象,就关系到藏、羌两个民族究竟谁源于谁的问题了。公元7世纪开始,热贡地区成为吐蕃的辖区,而且是其东进的一处战略要地,于是就有了较大规模的藏人活动迹象。据《安多政教史》记载:“7世纪吐蕃兴起后,取代了土谷浑,改写了我国西部历史,它于唐蕃大非川战役之后,即经营这个地区的南部”。[12]“吐蕃之控制青海地区,对其经略川康,也多了一个广阔的回旋空间,不仅可由工布、波窝地区通往昌都,再依序循四水六岗的顺序,到达川边与滇西北,亦可由青海玉树地区下川康”。[13]尤其在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朝廷将黄河九曲之地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赐送吐蕃之后,大大提高了包括热贡在内的整个河、洮、岷地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公元13世纪,元王朝设立“必里万户府”以统摄当地藏族部落。“根据宣统元年统计,当时热贡地区共有二十九族,将保安四屯和保安堡的汉族除外,藏族部落共有二十四族,五千五十七户,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二名口。两名囊索,六个千户”。[14]民国以来至解放前夕,今同仁县有十二个藏族部落,即所谓的热贡十二族。[15]

  第五,“江南说或徐州说”。据清乾隆年间写成的《循化志(卷四,族寨工屯)》记载:“明初立河州卫,分兵屯田。永乐四年(1406年)都指挥使流钊奏调中左千户一所,贵德居住守备,仍隶河州卫,保安其所属也,贵德其十屯①,而保安有其四。河州志所载:境外贵德所②,共一百二十五丁屯地,共二百一十八顷一十四亩五分一厘二毫,实征粮一千三百八十八石,保安四屯即在其内考。乾隆二十九年厅卷册载:保安番民耕种实属地一百二十八顷一十六亩八分一厘一毫九丝,该征本色粮八百一十五石五斗者也盖屯少而地多、粮也倍于贵德矣。屯兵之初,皆自内地拔往,非番人也。故今有曰:五屯者,其先盖江南人,余也有河州人。历年既久,衣服言语,渐染夷风,其人自认为土人,而官亦目之番民矣”[16]。芈一之先生也持相同观点,他说:“吴屯的庭院为四合院式。房屋以模板作隔扇,室内有护炕木版、护墙木版,且多雕花于上,与西宁城内汉民庭院相似。还应注意者,在房顶上有的立‘泰山石敢当’镇邪物,与内地汉族完全相同。据《继古丛编》载:‘吴屯庐舍’,遇街冲,必设石人,或植片石,锈‘石敢当’以镇之。五屯人来自吴地,有此习俗,当非偶然。”[17]然而,久美桑珠先生提出了热贡五屯(藏语称森格雄)地区的藏族是由吐蕃第四十一代赞布赤热巴坚的两位大将军,即丹巴夏多和觉尕达杰发展而来的学术观点。[18]

  综观藏族在青藏高原及热贡地区的活动历史,现今我们有理由得出如下结论,从历史文化、居住面积,人口和社会影响等各方面来看,藏族无疑是热贡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在该地区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二)热贡的汉族及其相关学说

  第一,在时间上,汉族进入同仁的历史与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区的驻军、屯田、建立卫所等行政机关紧密关联,时居时迁,同化融合相并存,阶段性特征较明显。西汉元鼎五年(前112年),居住在河湟流域的包括先羌零在内的诸羌部落与匈奴联合集结10万余众,攻占了今甘肃省永登、临洮、临夏等史属河湟地区[19]的大部分区域。于是,汉武帝为了平定西境,次年(前111年)派兵十万征讨羌人,隔绝了羌人与匈奴的联系,先羌零进入今同仁地区。同时,汉王朝在青海设“护羌校尉”①,统管生活在甘青一带的羌人及其事务,并在青海湟中、乐都等地先后建立了“破羌②、安夷、河关(今同仁县部分地区属河关县管辖)”等郡县。汉神爵元年(前61年),汉朝大将赵充国率6万大军,击破了今同仁县地区的先羌零部落,并在青海沿黄地区大力施行军屯,设置郡县,今同仁北部保安地区成为其开垦或治理的主要管辖之一。永元十四年(102年),汉金城西部都尉曹凤在大小榆谷屯田;“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汉人为躲避战祸逃来安多藏区,在河西走廊发现的墓葬壁画中,有大量汉族与少数民族耕作的场景”。[20]唐初,河湟地区设鄯③、廓二州,其中鄯州管辖湟水流域;廓州管辖今拉脊山以南的黄河两岸地区,包括今化隆、贵德、尖扎全部及同仁、循化的一部分。宋元时期至明代,黄河地域仍然是青海境内的主要农业区域。明永乐年间,在今贵德境内设贵德千户所,永乐十年(1412年)开始屯田生产,贵德千户所的屯田分为10个,其中包括“明洪武四年(1371年)开屯的同仁保安地区的四个屯田”。[21]“雍正六年(1728年),清政府解散由保安四屯支派的保安士兵,重新从内地招募士兵,戎守保安城以来,汉族的名义保留下来。民国2年(1913年),保安有汉族228户,714人;1950年,全县汉族人口2423人”。[22](见表1)

  总之,明清以前随驻军和行政设置而来的汉族,由于朝代的不断更迭和驻军的换防,绝大部分已返回中原地区,因此,尚未形成规模。新中国成立后,汉族在热贡地区的流动迁徒日益活跃起来。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末到热贡地区“支边”的各类人才及其随迁家眷,而且有些人员还长期落籍定居,因此,他们的进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形成了热贡地区汉民族的时代特征。

  第二,在性质上,热贡汉民族的来源和形成过程,不论从动因和人数,还是从形式和内涵上看,应属于两大范畴。在历史上,主要是以社会矛盾和民族冲突引发的各种形式的非正常流动与迁居;而在解放后的迁居,整体上都属于以经济建设为目的的正常范畴。从历史的高度看,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今,汉族对热贡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热贡的土族及其相关学说

  “土族以不同名称见于史籍是元末明初,此阶段既为土族的形成时期。但实际上土族的历史可以追述到唐代。”[24]土族有本民族语言,但没有民族文字,主要使用汉、藏文。除藏族之外,土族是现今中国56个民族中全民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

  热贡的土族主要分布在保安四屯的季屯(今年都乎村)、李屯(今尕撒日和郭麻日两村)、五屯(今五屯上、下二庄)、脱屯(今保安下庄)。现今热贡的土族,不管在文化表象上,还是在思想意识层面,都与藏族深度涵化。

  第一,“蒙古说”。此说有三种不同版本:其一,蒙古汗国时,阔端王分封吐蕃各地,治凉州,阔端死后其子仍封西凉地区,其部属中有相当一部分崇信伊斯兰教,其后这部分蒙古族辗转至黄河南部地区。明初,推行屯田实边政策,这部分蒙古人成为保安四屯的主体。其二,蒙古汗国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第七子奥鲁赤封为西平王,整个藏区成为西平王的封地,其子铁木儿不花封为镇西武精王,治河州。其部族世居黄河南部地区,元亡明立,镇西武精王卜纳刺率众降明,其所属蒙古族百姓未能北返,仍留居黄河南部地区,今同仁县境内的土族是当时河州西乡的蒙古军队的后裔。其三,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土默特蒙古火落赤部进入捏工川,其部虽经郑洛攻打,部族遭受重伤,郑洛撤兵后,火落赤仍回原牧,其部众的一部分留居今同仁尖扎一带地方,转而从事农业。由于他们和屯民同属一个族源,语言习俗相同,极宜相互吸收。”[25]

  《元史》等文献中,有蒙古部众留驻或迁移河湟地区的历史记载:“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二月破临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26]《同仁县志》记载:1261年,“忽必烈设甘肃行中书省,后在黄河南部设必里万户府,今同仁县境由必里万户府辖治”等等。据此,在元朝时期属于河州地区,尔后由“必里万户府”管治的热贡地区有蒙古驻军后裔的观点,是应当成立的。“但蒙古屯军人数不多,似仅是形成土族群体的一个支流”,[27]并非整个土族的族源。

  第二,“内地说”。《同仁县志》记载:在民间传说中,有的说从北京派到这里守边的。有的说从东方‘尖卜落’地方来到这里的。有的说从东方‘卡陇’地方来这里守边的,每年的六月会上,“年度乎土把在会上一定要宣称:我们是从东方尖卜落和卡陇地方来的,是皇帝派我们来这里守边的,别人是归我们管的。”“保安四屯的屯首姓王,至明万历二年重修保安城的王廷仪是汉族姓名,至清雍正年间的王喇布担土把总,其姓氏尚未改变,名已改为藏族名字。自此革除士兵,土把总成为千户,四屯屯民从军籍改为民籍。万历年间,李屯和五屯皆有李、马、梁、包、杨等姓氏。”[28]万历二十八年八月所立,现存年都乎寺院的“大明王廷仪碑”①文中,的确有画匠梁大智,保安堡防御张继武等汉姓历史人物。“保安四屯,由汉族而演变成番(藏)族,又演变为土族,脉络清楚,文献可证,实为我国民族关系史上一例值得重视的典型。这里说保安四屯土族源出汉族,并不等于说他们今天仍然是汉族,当然也不等于说他们藏化程度不小,就是藏族,他们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土族。”[29]

  第三,“土谷浑说”。土谷浑是原居辽东鲜卑族慕容部的一支。西晋永乱之际,由于内部不和等原因,土谷浑从“阴山西迁洮阳,以此为据点,凭借其地理条件,联合羌人,逐步建立起以浑羌联盟的土谷浑政权,立国350年”。[30]期间,今青海境内的黄南和海南一带成为其管辖之区域,并在海南州同德县的“莫贺川”设立其牙帐。“土谷浑本为族名,后亦作国名。阿豺时,自号骠骑将军,沙洲刺史。沙洲,即今之木格雄,木格为莫贺的今译,也即《宋书》的莫贺川。《魏书》《宋书》土谷浑传和段国《沙洲记》(《水经注》)都称沙洲。”[31]《同仁县志》记载:“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土谷浑首领阿豺,遣使到建康(今南京)与宋修好,宋封阿豺为‘浇河公’。浇河指浇河城,今贵德南,辖地包括同仁地区。”[32]据《北史·土谷浑传》记载:“自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今阿坝州)、龙涸(今松潘),从洮水西南极白兰(今果洛地区),数千里中,逐水草,庐帐而居,以肉酪为粮。”[33]7世纪,土谷浑政权被吐蕃攻灭,一部分土谷浑部众仍留居在今甘肃、青海一带。“根据《西宁府新志》所载资料推断,霍尔人有可能与土谷浑人有着族源上的渊源关系。土谷浑被吐蕃所并后,一部分人仍居留青海故地,这部分土谷浑人演变为霍尔人。”[34]藏族虽早先对土谷浑有“祝固的称呼,后来则称‘阿夏’,虽有‘巴达霍尔’之称,但似时间不长。至于霍尔一词,则既是藏族对北方民族的统称,也是专指回纥人,这一点似应值得考虑。”[35]

  总之,土族是7世纪,土谷浑政权被吐蕃破灭之后,尤其是从元朝开始,其后裔为满足自身的社会生活需要,与蒙古、藏、汉等其他民族在族体上相互吸收与融合而形成的一个具有多民族成分的民族群体。

  二、热贡地区的特色文化资源

  (一)热贡地区的古文化形态

  以隆务河为辐射中心,在热贡地区形成了多种古文化形态。如:“明帝于洪武六年(1373年)、永乐元年(1403年)五月五日、永乐二年(1404年)三月一日、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十二日对阿哇日部落头人的册封圣旨四通;被当地人称为将军炮的保安城外村曾存明代制造的大、小二炮;1978年,在保安乡下关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半山陶环纹彩陶罐”;[36]还有南北朝时所建,位于年都乎乡向阳村的‘向阳古城’,‘唐代于天宝十三年(754年)置军,唐至德元年复陷于吐蕃’,[37]位于保安村的铁城山城;明万历二年(1574年)扩建增筑为保安堡,南北两门并建有城楼,城墙四角有碉楼的保安古城;据传为明代移民戍边时所建的五屯古城和年都乎古城,以及以大明王廷仪功碑为代表的总数达一百七十余处的卡约、马加窝、齐家、辛店、半山文化遗址;1959年后,隆务河中下游相继发现的,以石刀、斧、铲、磨谷器、石环、狐线纹、动物骨骼、石弹丸为代表的马加窑和半山文化;以陶器、石器和骨器、铜戈(1件)、铜马(2件)为代表的齐家和卡约文化;以1986年在年都乎村北边出土的约40万年前的乳齿化石埋葬群为代表的各种形式的古文化遗存,不仅是“古代羌族、土谷浑、吐蕃和汉族共同创造的珍贵文化遗产”[38],更是研究热贡社会历史的活资料。(见表2)

  (二)热贡地区的宗教文化资源

  从相关历史记载看,热贡地区不仅有过苯教、藏传佛教、中原民间宗教、伊斯兰教,(见表3)而且“民国十四年修建两座美国教堂,宣传耶稣教,每堂留居中国二人布道,入教汉民四、五家”。[39]后由于各民族间的摩擦和冲突,基督教在热贡地区早已失传外(大致在清末至民国之间),其余的宗教文化仍在不同程度上得以传承和发展。这些不同的宗教文化,在热贡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

  一是由于各民族在宗教性质、修习、礼仪,以及宗教感情、意识上所形成的差别,它们仍将保持各自的特性,留存在各自的传统宗教文化体系当中。

  二是在热贡多民族、多宗教长期接触、交流过程中,具有不同信仰体系的宗教文化,已经演化成为热贡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成为热贡多民族互相交流与对话的重要精神纽带,它们的观念、活动、礼仪的相互借鉴和融合,是产生热贡多民族集体意识的主要思想基础。

  (三)热贡地区的民俗文化资源

  热贡地区的民族格局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处相融的格局。由多民族共同创造和承继的热贡文化当中,有着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间宗教文化活动。如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可谓在安多藏区绝无仅有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六月会,是个典型的热贡多民族共享的集体性文化娱乐活动。每年农历六月中旬,年都乎、五屯、四合吉、保安下庄、郭玛日、浪加、铁吾、霍日加、尕撒日、尕泽东、苏乎日等藏、土族或藏土杂居的村庄举行为期数天的六月会。其中最古老、规模最大的莫属苏乎日和四合吉、年都乎村的六月会活动。六月会的节目分为三种类型:拉升则(神舞)、勒升则(龙舞)和莫合则(军舞),三种跳法各不相同。六月会中最具特色的是上口扦、上背扦和开红山等环节。“上口扦是法师以神的名义将两根寒光闪闪的银针插入自愿上扦的年轻人的左右腮帮,也成为‘锁口’,据说此举可防止病从口入”,[39]而且最为奇特的现象是活动结束后无任何伤迹。还有名扬海内外的“热贡艺术、土族於菟”[40]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皆是热贡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通过参演这些文化活动,进一步提升热贡地区族际互动与文化融合的具体进程,加深各民族间的感情和友谊,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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