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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考城江氏家族的追谥

时间:2019-06-14 来源:《散文百家》杂志 作者:admin 点击:

  摘要:谥号多作为中国古代王朝对于逝世君主与官员生前作为的评判,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体系。济阳考城江氏家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多位族人获得追谥这一殊荣。通过对获谥原因及谥号含义的分析,可以明确这一部分族人在历朝政局中的贡献与地位。同时,各朝获谥族人也对济阳考城江氏家族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谥号 魏晋南北朝 济阳考城江氏家族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古圣先贤即用谥号这一体系来寓褒贬、别善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评价体系已经逐渐发展。济阳考城江氏家族是中古时期重要的家族之一,对于这一家族的研究可以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有更加具体的认识。一个家族的兴衰要从多方面考虑,族人谥号的获得也是标准之一。本文拟从谥号的发展演变、济阳江氏族人获谥状况及其影响这几个方面展开探究。试图从这一侧面了解济阳考城江氏家族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变迁。

  一、谥号的发展演变

  谥号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变化与特色。但总体而言,谥号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先秦时期、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隋唐以后。

  第一阶段是先秦时期,这是谥号的早期发展阶段。“古无谥,谥起于周人”。西周时期是谥号这一体系的萌芽阶段。上古时期,人们对于有突出贡献的古人往往以号记之。至西周初年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周武王姬发追念其父姬昌为周文王,这是谥号体系的滥觞。自此之后,谥号成为历代君王身份的象征。这一时期,君王是追谥的主要对象。虽然是以下议上,但这一时期的谥号还是较为符合实际的。例如导致了国人暴动又被驱逐的周厉王、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他们的谥号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身份被臣子们“为尊者讳”,而即位的周王是他们的嫡系子孙。这一时期谥号的特点是集中性,集中于周王及诸侯,甚少有私谥。

  第二阶段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谥号体系大发展的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文化策略中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废除谥号,但这一行为随着大秦帝国的覆亡而终止。汉兴,谥号得以恢复,开始了长达七百余年的大发展时代。这一时期谥号体系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追谥对象的扩大化。先秦时期,追谥的主要对象周王与诸侯。两汉以降,这一范围逐渐扩大。首先是由君王。皇族扩大到在朝为官的大臣。这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先是官位达到一定的级别的官员有资格享受追谥,继而官位不够但贡献突出的官员也可获得追谥。从前无爵位者一般很难获得谥号,但东晋初年,晋元帝听从王遵的上奏后,无爵位者亦可获得追谥。其次是由皇族官员扩大到不在朝为官的名士。这一现象主要从东汉后期开始。东汉后期,名士与风评逐渐兴起,例如人们对于陈寔的追谥。这样的追谥,实则是私谥,随着魏晋名士的出现而逐渐增多。二是谥号体系向规范化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政治较为混乱和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虽然在这一时期谥号体系不断变化且私谥盛行,但这一切都为谥号体系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黄惠贤先生指出:在孝文帝改革后,谥号制度逐渐完善起来。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最终由北朝系统统一中国。因而,孝文帝改革后的谥号制度为隋唐以后的谥号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是隋唐至明清时期,这是谥号体系基本完善,不断衍生并广泛运用的阶段。这一阶段最显著地特征是谥号寓褒贬、别善恶的功能有所下降。首先表现于皇帝谥号中越来越多的溢美之词。隋唐以前,皇帝的谥号以一至二字居多。隋唐以后,皇帝的谥号多大十几二十字。例如清道光皇帝的谥号为“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根据道光皇帝的生平政绩看,显然与谥号中包含的所有字的含义并不相称。因此,谥号的评价功能大大降低。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征是谥号的滥用。隋唐以前,无论是官员还是名士,大多是因其生前作为和良好的文化品性而获得追谥。隋唐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只要统治者有意加以追谥,则不论功绩。

  以上是谥号体系在中国古代的主要发展脉络,无论这一体系如何变化,能够获得追谥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二、济阳考城江氏家族的获谥状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谥号的济阳江氏族人共有9位,分属于刘宋、萧齐、萧梁、北魏四朝,现分别加以探究。

  刘宋时期获得追谥的济阳江氏族人有江湛一人,死后获封忠简公。“壹德不解曰简、平易不疵曰简”,“危身奉上曰忠”。谥号有单字和多字之分,每一个字都代表不同的含义,多字之谥代表后人对此人生前功绩更多的肯定。作为唯一一个在死后获得复谥的济阳考城江氏族人,江湛的生平作为是不能忽视的。江湛为江夷子,江夷是刘宋一朝的开国之臣,因此江湛的仕宦有良好的政治基础。自元嘉二十五年被宋文帝征为侍中起,江湛就与核心政局密不可分。先后担任侍中、左卫将军、吏部尚书等职。他即是宋文帝北伐的积极支持者,又是晚年计划易储时的谋臣。元凶刘邵谋逆弑君,江湛及其五子皆被害。孝武帝刘骏即位后,追谥江湛为忠简公。结合江湛生平与刘宋皇权斗争的状况可知,江湛能够获得复谥殊荣,与其死于王事有很大关系,故以忠为谥号第一字。

  萧齐时期获得谥号的济阳考城江氏族人为江敩,死后获谥为“敬子”。“合善典法曰敬”,这也是江敩仕宦的真实写照。《南齐书·江敩传》记载史臣对江敩的评价:“德成为上,艺成为下”。江敩死后,齐明帝下诏称之为“立言归善”。江敩在仕宦过程中也同样体现了这一品格。

  萧梁时期获得谥号的济阳考城江氏族人较多,共有6人。江蒨死后获赠谥号为“肃子”。“刚德克就曰肃,执心决断曰肃”。作为萧梁名士的江蒨得此谥号是朝廷对其的肯定。江淹死后获赠谥号为“宪伯”。“博闻多能曰宪。虽多能,不至于大道”。获此谥号是江淹一生政治行为的真实写照。江淹仕刘宋、萧齐、萧梁三朝,前后四十余载,并以文才显于当世。刘宋及萧齐时期,江淹洞悉时势,积极进取,在仕途上获得很大进益。进入萧梁后,政治行为发生巨大转变,“吾功名既立,正欲深归草莱耳”直接道出了江淹的政治意愿。作为前朝旧臣的江淹虽然微服投奔,但在新朝建立的过程中贡献有限,能够身居高位即是凭借自己之前的政治积累也是梁武帝收拢人心的结果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江淹的政治行为趋向保守。江革是萧梁时期的能臣干吏,历官丰富,为政清廉有方,死后获谥为“强子”。另有侯景之乱时作战遇害的江子一三兄弟,分别追谥为“义子”、“毅子”与“烈子”。

  北魏一朝只有江悦之被追谥为“庄”。“好勇致力曰庄”,正是江悦之政治生涯的直观写照。江悦之本为南朝人,仕宋齐梁三朝皆为军职。萧梁初期跟随夏侯道迁归降北魏。有部曲千余众,一生戎马。能获此殊荣也体现了北魏一朝对南来降人的优待结果。

  以上是9位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追谥的济阳考城江氏族人的具体状况。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家族获谥族人主要集中于萧梁时期,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济阳江氏家族在萧梁时期的政治地位较高呢?我们可以通过6位在萧梁时期获谥族人的任官状况进行分析。现列6位族人的主要任官履历如下表:

  表1 萧梁时期获谥的江氏族人

  序号姓名谥号主要任官履历最高官最高官班

  1江蒨肃子(起家)秘书郎-太子冼马-太子中舍人-秘书丞-建安内史-中书侍郎-黄门侍郎-南兖州大中正-尚书吏部郎-右将军-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十三班

  2江淹宪伯(起家)南徐州从事-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廷尉卿-给事中-宣城太守-秘书监-吏部尚书-散骑常侍-左卫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十四班

  3江革强子(起家)奉朝请-通直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御史中丞-(两任)少府卿-都官尚书-度支尚书-光禄大夫左光禄大夫十六班

  4江子一义子(起家)王国侍郎-通直散骑侍郎-戎昭将军-南津校尉一些官职的官班无法确定,因而无法确定最高官职及官班,但能够确定此三人所担任的官职官班皆较低。

  5江子四毅子尚书金部郎-尚书右丞

  6江子五烈子东宫直殿主帅

  从上表所列6位族人的主要任官经历中可以看出此6人任官的实质,即虽然不乏官居高位者,但所任高官皆为文散官,而非实权官。这样的任官状况很难在朝堂上掌握更多的权力。因此,政治地位并非较高。那么又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萧梁时期大量的济阳江氏族人获得了追谥呢?深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突发的侯景之乱导致了三位济阳江氏族人死于王事,进而获得追谥。江子一兄弟原本的官职都不高,若按原有的政治作为和升迁路径,这三人在死后是很难获得追谥的。因此,这三人的获谥就不常规意义范畴,而是一种政治偶然。

  二是江淹虽然在萧梁一朝获得追谥,但其本人的生前仕宦主要集中于宋齐时期,入梁以后,江淹的政治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满足于既有功名。

  综上,虽然获谥的济阳江氏族人多集中于萧梁时期,但江子一等人的获谥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除去上述因素,再结合历朝时间,济阳江氏族人的获谥也是较为平均的分布于南朝宋齐梁三代的。

  三、获得谥号对于济阳考城江氏家族的影响

  谥号作为一种荣誉,它所带来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于济阳考城江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名望上的提升。田余庆先生认为纯粹的门阀社会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陈寅恪先生也指出士族进入萧齐、萧梁时期已经开始衰落。济阳江氏家族在西晋时期崛起后,虽然一直在朝局中活跃,但是与顶级的门阀相比,还是缺少政治基础和经济实力的。那么,士族政治整体地位受到冲击的时代,济阳江氏就必须找寻另一个途径在朝堂上生存下去,“声名”就成为选择之一。按上述9位获谥族人的不同状况分析可知,他们的获谥时间基本集中于公元450到公元550年这百年间,这一百年正是南朝士族在朝堂权力中逐渐下移的过渡期。济阳江氏族人既凭借祖先提供的政治基础,又凭借自身的生前作为,在死后为自身、为家族赢得了一份荣誉。因此,大量族人在这一期间获谥并非完全是巧合。

  其次是经济利益。朝廷赐予谥号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赠官与赙赠。前者与谥号一同属于虚名荣誉,但后者却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对于济阳考城江氏这类经济基础并不雄厚的家族而言,赙赠往往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来源。例如梁武帝赐谥江淹的同时给“赙钱三万,布五十匹”。

  四、结语

  谥号作为西周以来的一项礼仪制度被后世多所传承。济阳考城江氏家族在南朝宋、齐、梁三代有多位族人获此殊荣。虽然获谥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为济阳江氏家族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家族声望的提升与经济利益的获得上。

  参考文献

  (南朝梁)沈约撰:《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南朝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

  (唐)姚思廉撰:《梁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

  (北齐)魏收撰:《魏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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