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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视角下的海上保险代位求偿制度

时间:2019-06-28 来源:《散文百家》杂志 作者:admin 点击:

  【摘要】鉴于海上货物运输的特殊风险环境,在海商法律实务中,几乎每起案件都会涉及到海上保险,而司法实践中对海上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讨论和争议更是由来已久。本文结合有关海上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具体法律规定,对代位求偿权的构成要件和司法应用做了探讨,通过分析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三个条件,阐述了代位求偿制度法律应用的限制。在此基础上,笔者就相关问题表达了个人看法,以期对审判实务有所裨益,并希望能为海上保险法律的完善做出微薄的贡献。

  关键词:代位求偿;海上保险;行使名义;行使时效

  一、代位求偿制度的概念和法律性质

  代位求偿制度的确立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基于财产保险的补偿原则;二是为了防止因保险行为而产生道德风险;三是保险代位求偿权也可以有效避免加害第三人逃避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在英国1782年的Mason V. Sainsbary案中,最早确立了保险人的代位追偿制度。[①]延续至今,海上保险代位求偿制度遵循着时代的发展正逐步体现出其独特的司法价值和适用魅力。

  追其源头,我国1995年实施的《保险法》最早确立了相对完整的财产保险代位求偿概念。此外,我国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也均有相应的规定。鉴于海上保险是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因海上及陆上风险或危险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或利益损失或引起的责任,按照约定条件和范围给予赔偿的特殊商业保险,故只要存在第三人造成损害后果的情形,保险人理赔后即可取得向第三人追偿的权利。但实际上,不仅是在第三人对保险标的造成损失的保险事故中,保险人享有代位求偿权,在共同海损,不当得利等情形中均可产生代位求偿权。

  概括而言,所谓的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其本质上是一种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权益转让制度。我国的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其实质是一种物上代位和权利代位的叠加,当保险人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义务后,对具有残余利益的保险标的享有所有权,同时根据法律规定,保险人可以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

  在我国,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最直观的两个法律特性是概念法定性和权利附属性。关于代位求偿权的取得方式,世界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当然代位主义,即只要保险人理赔后即可取得代位求偿权;另一种是代位主义,即理赔后还必须经过债权请求权转让之手续,保险人方取得代位求偿权。因我国保险立法采取的是当然主义,故称概念法定性。而权利附属性,是从该权利的存在不是单独的债权,而是基于债权产生的请求权,之所以称之为代位求偿,正是出于保险人在提起该项权利时须站在被保险人的角度,因被保险人才是真正债权人之缘故。

  二、海上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适用

  (一)适用海上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法定要件

  第一,“无请求权,无代位权”,也就是说当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后,首先审查该损失是否由第三人过错造成。如果发生的是免责事项导致的损害结果,就没有加害方,也不存在债权请求权,自然也不会有代位权。至于第三人的过错状态,即第三人主观上是否必须故意或过失,我国台湾学者认为“第三人之故意或过失问题不属保险人实行代位要件之一。”[②]

  第二,在损害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给付赔偿后方可行使代位求偿权。实务中,各国保险法均将保险人的赔付作为取得代位求偿权的前置性条件。我国《保险法》和《海商法》都规定,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是由第三人造成的,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自保险人支付赔偿之日起,相应转移,此时保险人取代被保险人之债权人地位,可直接受领第三人之清偿。

  第三,保险人向加害方追偿的金额不能过高,应当以其向被保险人赔付的金额为限。也就是说,追偿的根本目的在于补偿,而不是盈利,这是等量的追偿。对此,《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保险法》均作了明确规定。

  此外,在适用我国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过程中,要注意与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债务制度的区别和联系。当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对被保险人负有给付保险金义务,而第三人基于侵权行为对被保险人负有同一标的的给付义务时,在保险人、第三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就形成了不真正连带债务关系。

  (二)适用海上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司法限制

  1、保险合同种类限制

  近年来,有关在人身损害赔偿中是否可以适用代位求偿制度的探讨日益激烈,但不管今后大趋势如何发展,仅就目前来看,法律明文规定了财产保险合同可以适用该制度,而对于人寿保险合同则不适用。这主要是考虑到人身损害赔偿的多重性,健康权和生命权的价值难以用金钱衡量,出于对个体生命尊重的考量。

  2、时效限制

  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从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规定非常简单,但是在具体理解和适用过程中,经常发现有保险业务员未能在有效的诉讼期限内行使该项权利,被保险人的利益虽然不会有所侵害,但保险公司因此遭受巨额损失,加害方则轻易逃脱法律惩戒,这都是疏于审核时效导致的后果。

  3、对象限制

  该项制度设立之初就规定了行使对象仅限保险人、被保险人之外的第三方,具体就是加害方。在英国Simpon V. Thomson一案中,A船与B船发生碰撞后沉没,两船属于同一船东所有。保险人按全损赔付了A船的损失后,法院认定:保险人对B船的过失无代位追偿权,因为原告和被告不可为同一人。[③]这里引申出一种极端情况,当碰到海上货物运输作业过程中,船舶与货物均属于一人时,发生船舶或者货物损失如何理赔及追偿的问题。根据该项制度设计的本意,也就是只在非船舶、货物所有权人及雇员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海上保险代位求偿制度。

  三、审判实务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及解决

  (一)以谁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

  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以谁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在某些场合往往决定了能否顺利取得代位的债权。综合来看,目前主流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1、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

  普通法认为,在诉讼时,保险人应为名义上的原告,并可请求法院强制被保险人允许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向第三人主张权利,例如请求法院强制被保险人给保险人指定的律师签发“授权委托书”等。[④]英国海上保险法也采用上述观点,依照英国的有关判例和立法,代位求偿权是一项诉讼上的权利,并非实体权利。代位求偿权并未给保险人创设一个新的诉因,本质上就保险标的的损失向第三人索赔的权利依然属于被保险人。

  2、以保险人的名义行使

  跟上文相反,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代位求偿权是法定权利,故在保险人就损害结果进行理赔后,债权就转让给了保险人,保险人再根据受让的债权进行追偿,自然应当以自身名义进行。以保险人名义行使代位追偿权,能使保险人更积极主动参与到法律程序中去,在审理中占据有利地位,便于证据的铺排和庭审的顺利进行,以为司法普遍接受。

  实际上,保险代位求偿权究竟应该以谁的名义行使争论已久,目前的两种意见可以归结为程序代位理论和法定债权转移理论。现下比较统一的意见是,在海事诉讼领域,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必须以保险人自己名义进行,而在一般的保险领域则仍存在争议。

  (二)法院是否应该对保险合同进行实质审查

  有的学者认为,保险人必须根据保险合同履行赔偿责任,如果保险人对其不应承担保险责任的损失进行了保险赔付,则不能向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⑤]笔者认为,鉴于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范围和对象,该权利的行使不会加重第三人的责任,故权利行使中仅发生求偿主体的变更,与保险合同效力的关联性较低。另一方面,从诉讼程序上分析,如果对保险合同进行实质审查,势必要引入第三人对保险合同的抗辩,但第三人又并非合同的当事人,由此可能发生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现象,再加上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对保险合同效力审查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即使保险人发生超额理赔或者不考虑合同效力即理赔的情形,一旦被保险人接纳理赔结果,可视为保险合同变更,也不影响代位求偿权的社会功能。

  2006年11月出台的《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明确法院对此不予实质审查。

  (三)代位求偿的时效问题

  时效问题一直是审判中比较困扰的问题。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应当理解为自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起计算。那么如何确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取得时间?通俗理解,当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即开始计算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这是考虑到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保险人积极行使法定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角度出发,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起算的问题上,作出了对保险人较为有利的规定。[⑥]

  在我国海上保险代位求偿制度中,我国《海商法》第257条规定了向承运人起诉赔偿的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在时效期间内或者时效期间届满后,被认定为负有责任的人向第三人提起追偿请求的,时效期间为九十日,自追偿请求人解决原赔偿请求之日起或者收到受理对其本人提起诉讼的法院的起诉状副本之日起计算。该条规定诉讼时效1年的时间非常紧迫,因为索赔人必须在1年的时间内备妥全部合格文件,以正当名义在有管辖权的法院对正确被告提起诉讼,任何错误或者疏漏都可能导致诉讼被驳回,从而失去索赔的机会。同时,《海商法》还规定了依据海上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请求保险赔偿的请求权的时效为两年,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算;规定了有关船舶碰撞的请求权的时效期间为二年,自碰撞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有《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追偿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连带支付损害赔偿之日起计算。

  由此可见,对此类问题的诉讼时效规定不一致,诉讼期间相差较大。根据上述规定,势必要求保险公司积极主张权利,第一时间搜集资料以便及时提起诉讼。笔者了解到的保险公司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进行检验、定损和理赔的同时要求承运人延长诉讼时效,当双方可能达成和解、减少诉累的情况下,该方案可行;另一种是一旦接到被保险人的出险报告后迅速检验、定损和理赔,然后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对承运人提起诉讼,后者保险人取得赔偿把握更大,是理智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新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支持保险人以积极提起诉讼、仲裁或以扣船、第三人同意履行义务等多种形式中断诉讼时效。

  在海上保险代位求偿的法律实践中,立法思想和司法实践的效果虽然仍存在一些问题,但不可否认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正在日臻完善,相信审判机关通过海上司法实践会不断推进立法,提高该类案件审理的效率。

  参考文献

  [1]王银成:《中国保险案例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

  [2]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475页。

  [3]应亦佳:《海上保险中代位求偿制度研究》,上海海事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

  [4]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版,第165页。

  [5]施文森:《保险法总论》,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205页。

  [6]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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