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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而已

时间:2019-07-01 来源:《散文百家》杂志 作者:admin 点击:

  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廖建中的电话,问有何事,支支吾吾,我说到底有什么事,建中说,听到你电话就可以了。大惑他的电话,急问来电的缘由,建中说,我们这里的人说你被捉起了。工作以来,第一次听说如此,原来这样。听了我接他的电话,说放心了。我问哪些人说的,他说是涟家塘的。由此有感焉!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我觉得,在当下,人的理念和贪念,不过一念而已。这一念,好比分水岭,上天堂下地狱其实中间只隔着一扇门,门内是明白、清白,门外是糊涂、贪欲。人的天性中皆有这种贪念的因子。就自已来说,应该从小就有。记得小时候,母亲总是挤兑我是嚼夫,说是盛饭夹菜是饭碗冒沿累尖,那时家里较困难,但我是满崽,饭还是紧着我的,记忆中没有被饿着的印象,然而总好像饭菜不在自己的碗里就不是自己的,至今还是这个概念!在当乡党委书记布置工作的时候,曾经要干部理顺工作思路时说:“要有计划,要有安排,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念着仓里的,想着田里的”。虽是要有打算安排,但以此比喻,还是原来家里难的缘故。现在说自己绝无贪念,应该说不是全真,因为很多的事情是用钱来解决的,自己家里殷实了,有个大事,好对付。就是亲戚朋友也好资助,所谓人聚财散,财聚人散,人缘的好,有时要有情,有时还是要用钱,老话讲千金难买人间情,那是个别现象。实际上,钱大体上还是能通鬼通人的,所以说,人难做。人难做,还得做,关键是如何做。人的一生,从懵懂到明白,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明白了一点点,明天在那个问题上明白了一点点,这样积小明白为大明白,终让人接近大彻大悟了。

  小时候,记得父亲狠狠打了我一次,应该是小学时有一位同学,我们在一起玩耍,他有一支钢笔插在上衣袋里,我在电影里看过扒手用两个手指夹钱包的镜头,便效仿了,把他的钢笔夹到了我的袋子里。至今想来,除了在附近偷桃子、李子、梨子等桃木李果外,能上点档次的,这应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偷窃。没有欢喜,因为毕竟是偷;没有懊恼,因为我们班上的同学基本都在用铅笔,而他用钢笔了,钢笔不用削,始终有墨水写,这对我们这些当时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提及钢笔是可以流口水的。晚上回家里,我也把钢笔插上衣袋里,有点显摆,因为当时初中生、高中生都这么插,认为自己有点文化,但还是有点忐忑,怕父母问起;果不其然,在昏昏灯光下,父亲拔出了我的钢笔问:“哪来的?”那时还不太知道说假话,但也不敢说真话,脸色是变了,父亲便明白了,啪啪两个耳光,火辣辣地痛,拔腿就走,无奈何走不赢,追上后又是两脚,接着问:“哪来的?”见我不吱声,父亲一声“纡草把样纡死你”,就把我的头用力纡到我的胯里。过后母亲来了,因母亲多病,父亲总让着母亲,看着母亲一面骂我一面把父亲支开,我哭了,父亲一边走开一边还甩了一句“我打死你个贼”。母亲似乎也骂了很久。现在想来,父亲母亲,教训自己可谓一个拿刀,一个拿盆。钢笔送还了人家,挨了一餐饱打。

  父亲读了三年私塾,斗笠上的名字很工整,然而不是能说会道的那种人。虽然很爱护我们,但还是一个稍显粗鲁的人,但给我讲的做贼从偷瓜起的故事,一直伴随着我的记忆。说是一个从小做贼的人,临刑的时候,问他还有什么要做的么?这个贼说想见他娘一面,行刑的便答应了,他娘也来了,哭的稀里哗啦的,好不悲伤。行刑的时候到了,这贼对娘说,现在要死了,最后想吃一口奶,娘捞起衣服,把奶头喂到崽的嘴里,儿子就一口把他娘的奶头咬了下来,痛得娘死去活来,儿子一口将娘的奶头吐了出来说了一句话:“娘啊,我恨你啊”,便被杀了。为什么做崽的如此呢?是因为这儿子从小偷黄瓜、偷丝瓜、偷南瓜的,偷回来之后,娘很是高兴,不但没有责备,反而迭迭夸奖。做崽的做贼的心呀、胆呀,就越来越大,以至于变成江洋大盗,一发不可收,直至官府捉住,砍头示众。做娘的刑场一个血的教训。而我家住的地方,正好有一个远房表叔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偷鸡偷鸭偷白菜萝卜什么的,一面偷,一面被捉,一面挨打,年纪不大,就伤病死了。

  母亲没读书,但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好像知晓很多事,能讲蛮多的道道。“砖头瓦块绊倒人”,是母亲经常对我说的,是她整个家训里唠叨得最多的一句话。说这句话的时候,她还常常捎带上一些古往今来的事例,或身边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某人某事,或民间俗话谚语。什么“人狂没好事,狗狂挨砖头”“河里淹死会水的,路上摔死会跑的”……真不知道大字不识的母亲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大道道”,是她从喂猪打狗的平常日子里得出的经验之谈,还是她出于对孩子的疼爱,只要我们一离开家,就总是掐着耳朵嘱咐:出门千万要小心,砖头瓦片绊倒人啊。直到我们都长大成人,才对母亲的这种耳提面命,渐渐有了一些理解与感悟。这是一种做人的谦卑和行事的谨慎,是一种教育子女谨慎行事的人生态度。尤其是有了些地位,或者各方面都比较顺当的时候,要警惕可能绊倒人的“砖头瓦块”。

  如今人已半百,突然接到这么一个电话,百感交集。小时候,看徐九斤升官记,就想长大了,当一个这样的县官,做好人,做好官,为民做主。在我们邵阳,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水打状元洲,清官不久留;若要清官在,除非李满牛。”参加工作以来,从乡里的一般干部,到乡长、到书记,直至现在的处级干部,回想起来,真正要做一个在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清官实在难,但回家卖红薯,更难。因为家里穷,到了秋后,家里就要开始盘算过冬的事了。掰着指头,算来算去,能指望的还是窖里存放的十几担红薯,喂猪要用,寒冬取暖,要卖了好几担红薯才换来过冬煤炭。煤炭贵,空着灶围炉太奢侈,炉上大抵煮着红薯、萝卜、猪食之类的东西,即使灶眼,也要用厚厚煤灰焙满红薯,煨了一夜,就能当作第二日的早餐了。冬天日短,细伢伢早早上了床,父母还没闲着。母亲在灯下纳鞋底,拿着锥子在头皮上蹭几下,穿过千层底,刺啦一声,针带着麻绳穿过鞋底带回来,往复穿梭着。往往这时,父亲背着双手,在屋子来来回回走着。父亲整日在田间地头忙活,手皴裂得像树皮一样。父亲多半是为第二日卖红薯的事发愁。说愁真的愁,白天要出工。父亲把出工一向是看得比命还重。有时病了,还坚持拖着身子出去,喊都喊不听。家里离城区并不远,但中间隔了条河,上船下船要等好长时间。平时只能赶早。如出早工,父亲就先把红薯寄放在船上,然后等收了工再进城。有几次为赶上最后一趟渡船,硬与撑船的师傅讲尽好话。看着父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为生计而焦虑的眼神,母亲止不住叹息道:早知这样,那时何不动点心思?我听不出母亲这句话是艾怨还是无奈。这心思,就是父亲到城里卖红薯曾捡到的一个包。包里有粮票、布票,还有几十元钱呢。父亲执意等到了那个丢包的人。每回提及这件事,父亲就跺脚:要你莫提还要提。过去好多年了,父亲还不忘对我们说:这要与不要,就只一念呵……想想,当时要了也就要了,但我会一辈子不安的。父亲早已不在了,每当想起父亲,就想念起他的打,想起他说的这个故事。平常道来,逼人去体味“一念”二字的真谛和沉重。

  人生的路,前头捉摸不定,看似坎坷,然而用心,却一路走过来了,看似平坦,却突然前方一个陷坑,人就栽下去了。在做书记的时候,兴之所来与干部谈话,说是做官犹如游泳,在水里你要明白自己真正的水性到底是什么状况,乱来不得的。能救你的人是很少的,只能自己小心,只有自己有游到对岸的能力你才能安全上岸。我们农民的儿子,考个学校不容易,出来当个干部、升个职更是不易,一旦犯事,大体上是无人无法救你。说是有人有后台,然而大官落水的不少,小官落水的很多,一旦犯事,气死父母家人。这说起来做人、做官都很难。欲做人上人,你得奋进,奋进就会有贪念,贪念又可能会滋事。进退两难,就看什么是鱼什么是熊掌。

  今天接到这个电话,很有感触,认为人家说贪官于我很远,但今日的电话,又好像与自己很近。这远与近,只是一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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