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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玄代晋建楚原因探析

时间:2019-05-24 来源:《散文百家》杂志 作者:admin 点击:

  摘要:桓玄代晋建楚是东晋后期重大政治事件,桓玄凭借家族在荆州多年的经营,乘晋末动乱的东风建立桓楚政权。从自身角度讲,桓玄有通过起兵谋求权势、改善家族地位的迫切需要。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兄弟对士族的打压,也给了桓玄维护士族权益的旗号和借口。孝武帝驾崩后地方藩镇与中央政府的屡次对抗,更是削弱了中央实力,为桓玄提供了乘乱而起的契机。桓玄代晋建楚的行为实质是谯国桓氏与士族合作对抗司马皇室、旨在通过改朝换代保护士族利益的自救运动。

  关键词:桓玄 荆州 建楚 士族

  东晋太元二十一年(396年),东晋孝武帝驾崩,太子司马德宗继位,改元隆安,是为晋安帝。安帝天性愚笨,“自少及长,口不能言”,甚至不辩寒暑,“凡所动止,皆非己出”。会稽王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先后掌权,因图谋削弱孝武帝所封藩镇引发地方强烈反弹,出镇京口的兖、青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荆州刺史殷仲堪先后起兵,在荆州“优游无事”的桓玄表现尤为积极,竭力鼓动荆州刺史殷仲堪加入到对司马道子的讨伐行动中。殷仲堪长于清谈却暗于军事,起兵后只能仰仗桓玄和杨佺期二人,逐渐成为桓玄谋求政治利益的踏板和工具,桓玄的实力在长达数年的军事纷争中逐渐壮大。隆安三年(399年),荆州大水,桓玄乘虚而入,一鼓作气消灭殷仲堪和杨佺期的所属势力,独占荆州。元兴元年(402年),桓玄击败司马道子父子,入主建康,次年(403年)代晋建楚,完成其父桓温的未尽事业。桓玄的建楚之举是特殊形势下的必然结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对权势的追求,鉴于东晋末年士族没落的大背景,有必要从桓玄的家族及任官角度加以探析。

  一、桓玄的父祖任官与家族的政治地位

  桓玄出身谯国桓氏,是东晋有名的世家大族,其祖桓彝,“有人伦识鉴”,汉朝大儒桓荣九世孙,元帝年间渡江,历任中书郎、尚书吏部郎等职,后任宣城内史,苏峻之乱没于王事。父桓温,“好爽有风概,姿貌甚伟”,官至大司马,主导废立大事,推简文帝上位,是东晋朝有名的权臣。桓氏家族虽言传承久远,始自汉朝桓荣,然中间谱系中断,桓玄称帝更是庙不及祖,只设其父桓温一庙,难免引人遐想,这里姑且不论。桓氏家族在东晋的发迹,始自桓彝,成于桓温,最终成功跻身于第一流士族行列,桓玄代晋建楚实是桓氏家族三代积累的结果。

  桓玄祖父桓彝以能识人著称,以州主簿的身份入仕,早年名声不显,南渡之时已是中年。桓彝因渡江后势单力孤,志在立功,同时竭力向上层名流士族靠拢,深交王导、庾亮等人,逐渐在江左站稳脚跟。王敦之乱,桓彝参与晋明帝对王敦的密谋,得以靠近东晋统治集团的上层。苏峻之乱,桓彝为国尽忠死于王事,进一步提升桓氏家族的名声。桓彝的活动为日后桓温的崛起打下良好基础。桓玄父桓温,是桓氏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桓温少有胆气,十五岁为父报仇,时人称之。年轻时尚南康公主,拜驸马都尉,历任琅邪太守,徐州刺史,因庾翼的举荐任荆州刺史,西平巴蜀,凭借上游重镇与中央分庭抗礼。桓温先后三次北伐,一度收复洛阳,进兵关中,晚年时主导废立,几乎完成取司马氏政权而代之的目标。桓温的活动将桓氏家族带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为桓玄的代晋建楚做好铺垫。

  二、桓玄个人的任官变化及代晋目的

  桓玄字敬道,幼年就与众不同,甚得其父桓温的喜爱。桓温去世,托付其弟桓冲以大事,遗命时年五岁的桓玄袭爵南郡公。桓玄年少得志,成年后一表人才,“形貌瑰奇,风神舒朗”,文学修养极高。但是桓玄早期的出仕并不顺利,直到二十三岁才被启用为太子洗马,太元末年出补义兴太守,始终“郁郁不得志”,一度弃官归国,这与桓氏家族崇高地位极不相符。究其根源,表面上看是孝武帝兄弟对桓温晚年作为的不满与报复,实质上可以归结为皇权对整个士族群体的压迫与制约。

  桓温晚年,一度行走在亵渎皇权、觊觎帝位的边缘,终因以王、谢为代表的门阀士族强烈抵制而作罢,却给尙处幼年的孝武帝与会稽王留下了心理阴影,两人在成年后竭力奉行启用寒人打压士族、重振皇权的方针路线,对于桓温所在的桓氏家族尤为警惕,刻意制造舆论进行打压,“时议谓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为素官。”会稽王司马道子曾在酒宴上醉酒放言“桓温晚途欲作贼,云何?”在座的桓玄惊吓过度,直接汗流浃背伏地不起。尴尬之际还是长史谢重为桓玄解围,明确声称桓温晚年所为乃是“黜昏登圣,功超伊霍”的大义之举,至于这种坊间流言,“宜裁之听览。”司马道子这才示意桓玄起身,用一句含糊的“侬知侬知”遮掩过去。司马道子的无心之言,恰恰反映了他和孝武帝对桓氏家族的忌惮与防备,也在桓玄心中种下了怨恨的种子,“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齿于道子”。桓玄出身名门,心高气傲,“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其父桓温的功业令他歆羡,“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的现实更令他倍感压抑,“自以元勋之门而负谤于世,”面对朝廷的猜疑和冷落,他向孝武帝上疏叫屈,“若陛下述遵先旨,追录旧勋,窃望少垂恺悌覆盖之恩。”上疏如泥牛入海,桓玄对司马皇室彻底死心,忿而弃官返回荆州。

  赋闲荆州的桓玄表面上无所事事,实则密切关注朝堂动向,孝武帝与司马道子既有合作,又有纷争,如何从中渔利、坐稳荆州成为桓玄关注的问题。然而时任荆州刺史的王忱处处压制桓玄,“每裁抑之”,令后者心怀不满却又无从应对。太元十七年(392年)十月王忱病死,对于桓玄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桓玄积极活动。据《比丘尼传校注》卷一《简静寺支妙音尼传》记载:“荆州刺史王忱死,烈宗意欲以王恭代之。时桓玄在江陵,为忱所折挫,闻恭应往,素又惮恭。殷仲堪时为黄门侍郎生,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欲得之,乃遣使凭妙音尼为堪图州。既而烈宗问妙音:‘荆州缺,外间云谁应作者?’答曰:‘贫道道士,岂容及俗中论议?如闻外内谈者,并云无过殷仲堪,以其意虑深远,荆楚所须。’帝然之,遂以代忱。”孝武帝对于荆州刺史这样一个上游重镇的人事任命,竟然咨询妙音尼的意见,着实令人咋舌,但联系孝武帝继位以来“不亲万机”,只顾与司马道子“酣歌为务,姏姆尼僧”的举动,这一行为似又在情理中。王忱是司马道子亲信王国宝的兄弟,他的去世导致上游重镇的职位空缺,给了孝武帝制衡司马道子的机会,“帝以会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亲幸以为籓捍”,孝武帝兄弟之间的内争又给了桓玄从中操作的机会。王恭出身太原王氏,又有皇亲身份,性格刚强,相较于“弱才”的殷仲堪,显然不利于桓玄对荆州的掌控。桓玄派人收买支妙音,为殷仲堪争取到荆州刺史的职位,十一月,孝武帝任命殷仲堪任荆州刺史,同时徙封琅邪王司马道子为会稽王,以皇子司马德文为琅邪王。殷仲堪上任后对待桓玄的态度迥异于王忱,“惮其才地,深相结交”。摆脱压抑的桓玄势力逐渐壮大,为日后占据荆州打下坚实基础。

  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的纷争最终在前者死后酿成恶果,安帝继位,会稽王司马道子辅政,隆安元年(397年),孝武帝所封的兖、青刺史王恭因不满司马道子与王国宝把持朝政,以诛王国宝之名起兵讨伐。桓玄敏锐嗅到崛起的良机,极力劝说荆州刺史殷仲堪响应王恭共襄国事。藩镇与中央的第一次对抗最终以司马道子诛杀王国宝向王恭谢罪而结束,桓玄则趁机向朝廷索取到广州刺史一职,督交、广二州,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假节,成为仅次于王恭的赢家。尽管接受广州刺史一职,桓玄却并不赴任,滞留荆州以待时变。隆安二年(398年),豫州刺史庾楷因不满司马道子割让豫州州郡与江州刺史王愉,劝说王恭起兵讨伐王愉和司马尚之兄弟,桓玄、殷仲堪积极响应,推王恭为盟主。藩镇与中央的第二次对抗因王恭手下北府军将领刘牢之的反戈而结束,王恭被杀,庾楷投奔桓玄,殷仲堪与桓玄等人被迫退兵,此役最大的赢家司马道子父子,成功解除了下游藩镇的威胁,又离间了上游殷仲堪、桓玄、杨佺期等人的关系。桓玄的收获同样巨大,不仅迫使殷仲堪等人奉他为盟主,还取得了都督荆州四郡的大权。隆安三年(399年),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征发东土“免奴为客者”来充兵役,引起社会骚动,孙恩趁机利用五斗米教发动变乱,三吴地区纷乱,朝廷无暇西顾。桓玄抓住时机,同年消灭殷仲堪和杨佺期,独占荆襄。次年,朝廷被迫答应桓玄要求,任命桓玄为荆、江二州刺史,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桓玄利用孝武帝和会稽王司马道子的矛盾和遗留问题,一步步将荆州掌控,取得了与下游中央分庭抗礼的局面。

  占据荆襄要地的桓玄密切注意下游困于孙恩之乱泥沼的朝廷动向,因动乱导致利益受损的士族对司马皇室愈发不满,桓玄开始成为广大士族寄予的希望。元兴元年(402年),司马元显下令讨伐桓玄,桓玄听从长史卞范之的建议,主动出击,再度策反北府军将领刘牢之,成功入主建康,诛杀司马元显及其党羽,流放会稽王司马道子,改元大亨,自署太尉,“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奏不名”,隐隐有权臣风范。次年,在士族群体的支持下,已晋封为楚王的桓玄逼迫晋安帝禅位,建立桓楚政权,完成了其父桓温晚年未尽之事。

  三、桓玄代晋建楚的性质探讨

  桓玄代晋建楚作为晋宋之际的重大事件,可以理解为士族对孝武帝以来皇权伸张的不满和反弹。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提到,东晋政府有一个权力分配明确的结构,成熟有力量有影响的士族阶层,丧失权威但尚余号召力的皇统,以及尖锐民族矛盾的外部环境,是构成东晋门阀政治必不可少的三个重要因素。然而淝水之战以后,士族人才凋零,平衡逐渐被打破。孝武帝与其弟司马道子深恶士族专权,竭力伸张皇权,“威权己出”,启用寒门打压士族,引起士族的强烈不满。孝武帝伸张皇权的成功并不是建立在个人能力突出的基础之上,仅仅是因为士族中已无可挑大梁的杰出人物,这使得东晋后期的皇权多少有些先天不足,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东晋王朝的没落。

  桓玄作为士族中为数不多的杰出人物,很容易得到士族群体的认可。《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中载,“年七岁,温服终,府州文武辞其叔父冲,冲抚玄头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泪覆面,众并异之。”桓玄的崛起,离不开这些“故吏”的支持和拥护。其父桓温当权时,提拔了包括谢安、王坦之、王珣在内的大批士族子弟,并通过婚姻关系形成盘根错节的士族关系网,这为桓玄日后的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士族之间虽然政见未必一致,但涉及士族与皇权之间的权力纠葛,广大士族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面对孝武帝兄弟的“威权己出”,他们不满,却也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加以抵制,会稽王司马道子谓桓温有不臣之迹,谢重就明言声称桓温是“黜昏登圣,功超伊霍”;太学博士范弘之要求给谢石恶谥,多谈桓温谋逆的痕迹,时任尚书仆射的王珣直接将其贬斥为余杭令。皇权的伸张已令士族难以忍受,孙恩的暴乱更是雪上加霜,士族迫切需要一个保护其利益的人物出现,桓玄的行为就是对士族期望的最好回应,对士族来说,相较于孝武帝兄弟的打压,由士族出身的桓玄进行代晋建楚,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释宝唱.比丘尼传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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